211、985 高校毕业生抱怨学历不值钱，那非名校生又该何去何从？

“他们不仅仅是学生，更是活生生的人。”

类型：脱口秀/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中国大陆

豆瓣评分：9.1

青少年评分：8.5

撰稿人 | Zed | Young Power

211、985高校毕业已经成为企业招聘人才的基本标准，在自媒体上我们经常看到这类院校的学生抱怨自己的学历不值钱，各个专业的就业前景令人窒息。

头条新闻中，北大、清华等名校高材生卖猪肉、摆地摊送外卖的新闻总是迅速霸占热搜页面，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流量密码。当大家都在关注高素质人才的“意外落选”并为此焦虑不安时，另一群人却在二三线城市甚至更边缘的城市里苦苦挣扎。

没有耀眼的高考成绩，没有亮眼的学历二本，没有名校背景的加持，毕业之后，他们做的都是别人看来不起眼的工作，但他们没有选择，因为高考之后，他们就已经被打上了“二流大学生”的标签。

截至去年(2020年)人口普查，我国大学生人数已超过2.1亿，也就是说，在我国总4亿青年人口中，有一半拥有大学学历，几乎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大学生。

但并不是每个考上大学的人都是幸福的。有研究表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一流大学的录取率越高。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只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教育界流行的“不平等最大化维持论”也让优势群体获得了比弱势群体更多的教育红利。

而无法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只能选择非重点的一本、二本、三本甚至技校，而全国这样的院校也不过2800多所。

那些就读这类学校的“穷学生”最终去了哪里？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带着新的“偏见”和疑问，许知远在《十三声邀约》第五季结束不到半年后再次出发。第六季第一集就聚焦了这群被主流语境遗忘的人群。

本期节目主要采访对象是70后黄登，毕业于湖南岳阳专科，获学士学位，后于中山大学获得中文博士学位，加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前曾担任广东财经大学金融与新媒体学院院长。

财经学院坐落在有“广州第一村”之称的龙洞，周边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和学生，因房租便宜，成为不少年轻人落户花城的第一站。

据黄登曾经教过的一名学生透露，陇东的治安并不是特别好，他选择留在这里，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还有其他原因。

“我的老家离这里（龙洞）不远，但我也不是特别想回去。目前家里只有妈妈，爸爸长期不在家……家里虽然有三个兄弟，但关系都不太好。”

在和许知远介绍家里近况的时候，这学生的语气很温和，甚至带了点调侃，虽然说话的人不是故意的，但在别人听来却有些刺耳。

之所以严厉，并不是因为留学生的态度，而是因为这几句话涉及的信息非常复杂，包括个人和中国家庭的信息。亲情在原子化时代逐渐瓦解，留学生的身份也让他无法回国。

他是财经学院黄登老师的学生。

或许是父母的眼光，也或许是自己的名声，这个二流大学毕业生选择孤身一人在异乡打拼，每天下班回家，都是空荡荡的房间，但如今，31岁的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孤独的生活。

面对未来，他坦言自己对爱情已经没有任何想法。

类似的例子在黄登教过的学生中还有很多。

去年，经过长时间的积累，黄登将自己独特的执教经验整理成书，该书一经出版便引发媒体关注，但很快便归于沉寂。

没人会关注一个没考上名牌大学的人过得怎么样，他们也许会短暂地了解一下，但很快他们的注意力就会被其他社会热点所吸引。

黄登深知这一点，但作为文学系毕业生，她还是忍不住要写这些孩子的命运，但在写作的过程中，她却总是被矛盾的情绪和愧疚感所笼罩。

镜头前，黄登毫不犹豫地描述着自己对每个学生经历的感受。每一次写到，黄登都深受触动。但同时，作为局外人，她也知道，仅凭一支笔和一本书，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公众对这些孩子的既定认知。

对此，黄登感到无力又心痛，她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但他们的经历告诉她，现实并不是童话。

黄登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很多学生都留级了，其中不少学生一度成绩优异，但在一分之差就能改变一个人命运的体制下，这些学生最终还是没能挽回自己的时间和金钱。

他们的家庭环境并不允许他们任性。

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担任普通教师期间，黄登不仅自己写作，还在学院创办了写作工作坊，邀请有兴趣的学生用文字来缓解压力。

等待黄登审阅的文字并不轻松，不仅有自己的难处，有的甚至读起来极其悲伤、恐怖。在节目中，黄登与许知远分享了这样的经历：

那是五月末春的一天，龙洞刮起了一阵大风，被风吹得泛黄的灯火借此机会，让学生以风为主题写一段话。其中一位没有申请奖学金的学生提交了以下文字：

“很久没有写作了，再写的时候心情很不好，没有心情去感受风的呼啸，只能用呼啸的风声来写心情，这凄厉的风声不正是我此刻内心的哀嚎吗？”

很难想象这笔奖学金对这名学生有多么重要，或许对于一个中产家庭来说，这笔奖学金只是一种奖励，但对于另一个家庭来说，这笔奖学金却是能暂时缓解经济危机的救命钱。

后者这样的学生在职院还有很多，他们来自并不富裕的家庭，从小就是留守儿童，体会到了成长家庭的孩子永远无法体会的辛酸。

更让人担忧的是，这些悲哀往往不单纯意味着孤独，还意味着没有引导的野蛮成长，稍有不慎就会接触负面群体，成为下一个问题少年。

如今，这群被高考选中的人，怀着“工业废水”（确实有学生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态，踏入了与梦想相差甚远的校园，看着龙洞周边飞涨的房价，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这期《黄光》总让我想起第六季番外篇中采访的另一位学者刘青，对于70、80后经历的改革开放，他回忆说，那是一个底层民众还有上升空间的时代，教育仍被视为改变命运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

多年以后，教育水平提升，但高度的工业化并没有带来更多的阶层流动，反而围绕着应试高手和挖白菜的野猪而愈发两极化的讨论，让大家更加佛系，对越来越局促的生存空间也漠不关心。

黄登说，过去人们虽然生活贫困，但对生活和爱情有着天然的自信和向往。如今，校园里很难看到爱情和亲情的场景。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就像黄登的书一样，该计划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提供具体的操作指南。

针对当下年轻人面临的困境，有人认为，现实剥夺了年轻人思考大问题的能力。在物价上涨、教育成本上涨的今天，在996、KPI无休止的盘剥下，还有多少年轻人会去思考大问题？能吗？能吗？

2020年，我国高考考生总数为1071万人，其中约195万人考入一本线，约771万人考入二本及专科。有人预计当年本科录取率不会超过45%，2021年将有200万人（含专科）落榜。

而那些考上二本以上甚至更低等级大学的学生，心里还是在暗暗期待着什么，大学对他们来说，是掌握自己命运的最后筹码，他们必须选择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在生活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