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同构”观念的历史渊源及经验参考与借鉴

“家国同构”概念的历史渊源

在儒家的思想结构中，礼乐是基础，“家、国、天下”的道德观念植根于此。 荀子在《国论》中指出“议礼乐，正行，博学，美俗”。 启蒙就是规范人们的身心，将外在的道德指令转化为内在的知识和行为范式，并在持久作用下，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长治久安。

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幅员辽阔，边疆漫长，民族、地理、文化多样，这使得中国的治理难度极大。 但自第三代以来，中国已将“四土”和“天下”作为其教义的范围。 对于早期国家来说，这一点尤其难以实现。 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国家建设不能完全依靠政治和法律，还需要辅助辅助。 以德治国。 三朝的德治，是文武、周公之政的顶峰。 儒家将其视为礼乐教育的源泉，并以此作为王政的典范来教导历代君王。 西周时期，王室领地以外的广大地区被分封给同姓或有功的官员，并允许诸侯管理封地。 随后，如何约束诸侯等社会管理成为西周面临的关键问题。 西周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宗法制度维持封建制度，通过宗族身份培养政治认同。 礼乐教育的中心任务实际上是通过宗族认同培育政治认同。

西周的国家与社会是同构的。 从国家制度来看，实行的是封建制度； 从社会制度上看，实行宗法制度。 家国同构决定了政治关系本质上是由血缘关系建立的。 传统儒家用“君、父、臣”来表达这种关系。 由此，在社会意识领域，孝与忠融为一体，成为“家国同构”的观念形态。 儒家普遍认为，周礼是用来调节家国同构关系的。 尽管现存礼书的文本形成脉络十分复杂，但西周以礼规范贵族社会政治生活的历史事实却是真实的。 《周礼》的基本精神是“定远近，化解猜忌，辨同异，明是非”。 基本原则是“亲亲”、“尊重”。 西周时期推行礼乐教育，并不是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基本国策。 礼乐精神一旦确立，这种以内制外、以德化民的做法，就成为历代统治者所遵循的治国经典。 早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同构关系所衍生的伦理观也成为中国传统的重要价值观。 尽管秦以后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封建制改为县郡制，贵族制改为官僚制，但早期意义上的家、国、天下的伦理观仍然存在。中国的宗法制度被抽象地扬弃，代之以“秀气”。 “治平”美德已成为中国人民的人生信仰和精神追求。

从“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到“家国天下”的精神结构

“家、国、天下”的观念之所以在周秦以后仍能流传后世，与历代以德治国的国策有关。 在两千多年的实践中，德治的形式日益广泛，包括明确的制度程序，如朝廷规定的教育、选秀制度等，以及“润物细无声”的渗透性影响，社会共识由此形成。 而凝聚力、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变化。

德育始于春秋时期的私塾。 汉代五经博士和官学的设立，从制度上进一步保证了德育的延续。 隋唐以来实行的科举制度打破了精英士族对政治、教育事务的垄断，出身寒门的读书人也有资格加入官僚行列。 这种变化不仅是王朝统治基础的扩大，而且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新的同构。 宋代范仲淹的“先忧天下之忧”，明代东林书院的“忧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是家国同构意识在精神境界上的真实体现。科举时代的读书人。 在制度设计上，科举选拔的人都是认同儒家仁爱理念、以天下为己任、践行儒家教育的人。 在此过程中，德治不仅依托于文化教育体系，而且被植入到政治领域，政治伦理与伦理政治化相互发生。

儒家思想在“润物细无声”方面对以德化人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家国同构的观念被儒家思想内在地改造了。 它所进行的话语转型首先是道德主体的转型。 《论语·学而》云：“人不孝弟而喜得罪上级，难得得罪上级而好惹事。”君子以本为本，道从本而生。孝顺弟者，为仁之根本！” 人们在家庭伦理中感受到的亲情、血缘之爱，成为爱他人的起点，进而成为社会责任和世俗精神的基础。

儒家肯定人们内心的自然情感，因此它以类似于自然秩序的差异结构来理解伦理关系。 儒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情之爱，从自然的血缘之爱延伸到更大的伦理关系，构建差异化的爱。 家庭观念已成为伦理观念的基础。 孝、忠、恕、爱、敬，都是以家庭观念为基础的。 然而，儒家的精神追求必须超越自然秩序，把自己推向他人，由近及远，“我老了我老了，我老了我少了，我少了，人也少了”。年轻时”，最终发展成“寻常人和事”。 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自觉和责任感。 将基于自然血缘的爱提升为对世界的责任感，是儒家思想的重大贡献。

德治思想主体地位的确立与儒家“道”学说的形成密切相关。 正统和政治制度就像战车的两个轮子和鸟儿的两个翅膀。 从儒家内部派系关系来看，道家的意义在于统一儒家思想。 从道教的思想形态和价值主张来看，它融合了中国佛教思想和各路学者的长处，为国家灌输精神气质，树立核心价值观。

正因为德治主张以天道为基础，其实施以天下为范围。 在儒家话语中，世界是一个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文明空间。 其建设标准是政治伦理秩序和文化思想规范。 儒家的责任是通过教育来文明世界。 儒家的这一主张与秦汉以后中国的国家结构不谋而合。 传统中国虽然以农业地区为核心地区，但也包括游牧地区。 国家治理的一大难点在于调整不同经济形态之间的关系，将不同生计的民族纳入统一的治理体系。 启蒙世界的意识正在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导。 可见，道德教育关系到世界的长治久安。

“家国天下”传统的现代意义

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家、国、天下”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 如今，制度化的儒家思想已经解体，社会形态、家庭结构、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尽管如此，学习家国天下的思想传统，并创造性地改造、创新性地发展，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命脉作用。 他指出：“把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同时，基于这种道德意识，社会成员具有责任感和价值共识。

首先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今天，家庭作为基本的情感纽带对我们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弘扬传统孝道，强化纽带和责任意识。 家庭观念是建立在原有的血缘信任关系之上的，中华农耕文明进一步丰富了家庭的功能。 人的情感也来源于血液。 在情感支持的层面上，家的意义超越了任何经济成本效益分析。 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建设并不矛盾。 正如将熟人社会的道德原则应用于陌生人社会是不合理的一样，将陌生人社会的规则应用于家庭也是不合理的。 关键是如何在不同关系之间正确切换。 在现代生产与合作中，要遵循公共理性和法治精神； 在家庭和私人领域，我们应该弘扬孝道、兄弟情谊，以忠恕相待，以爱敬相待。 这就需要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阐释和合理引导，使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相互呼应。

其次，“家国天下”意识是现代中国伦理的一个重要维度。 它不仅连接着传统的修气治平，也连接着社会和民族国家问题。 新的历史条件下，家庭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国家是保护家庭的外部屏障。 家庭与国家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 儒家的教国、治国、天下的传统，历史性地塑造了中国人民的内在人格和精神世界。 《中庸》中的“修气治平”已深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责任精神。 今天，关心国家、关心世界，就是一个人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和关怀意识。 是积极追求民族团结、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强大的精神。 这也是民族认同感和责任感的源泉。

最后，支撑和实现“家、国、天下”精神的是仁的“生生”的美德。 中国人心中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指的是更广阔的世界中的相互互动。 它肯定世界是互动的，自然规律和人类伦理可以相互推演、相互一致。 仁的原则也是动态的原则。 原始儒家主张“生生发展”的内在美德，主张在矛盾转化中“强盛时代”、“与时俱进”。 宋代儒家也将“仁”解释为“生生”，将原有儒家的仁范畴与《易》中的“生生”结合起来，将仁​​提升为表达天人合一的本体范畴，对待“相生”正如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一样。 其中包含的内在目的。 仁的原则也是“共生”的凝聚原则，在伦理意识中表现为公平、诚实、相互尊重。 虽然有竞争，但能在竞争中冷静乐观，互利互惠，体会“仁”之美。 建设互助互助的社会。

可见，儒家教育传统中的“家国天下”意识体现了传统时期的“中国智慧”。 成为“大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施政方针。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传统的“家国同构”早已超越其本义，从社会结构升华为精神结构，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时代变了，儒家教育理论所蕴含的优秀文化方面也必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家、国、天下”意识，以其温柔真挚的底蕴、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谐共生的包容性，不仅能为个体的生活提供精神关怀，也有利于维护各民族和地区的和谐共处。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积极的精神力量，值得我们珍惜和弘扬。

《光明日报》（2019年10月28日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