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再现“九次计算”历史场景

关于中国科学家如何在贫穷和无知的基础上突破原子弹，外界流传着许多似是而非的故事。 其中之一就是“两弹之父”邓稼先，他是“二十八星座”研究的带头人。

真的有“二十八星座”吗？ 为了还原原子弹突破背后的历史细节，胡思德的学术成长数据采集团队收集了各种公开资料，并进行了多次口头采访和数据采集……

大型油画《当代英雄》再现“九罪”的历史场景（前排左起：周玉林、邓稼先、彭焕武、周光召、程开甲、朱光亚、郭永怀、秦元勋、三人）图左一、二、三（代表胡思德、傅莹等众多年轻人）

朱家恒提供、胡思德确认的九所机构初步设立人员名单

1959年春，九院一室的年轻人从十七号工地返回，路过樱桃谷时合影（左起赵明志、朱家恒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后排左起胡思德） 、周泽亮、王毅仁、陈德林、蔡伟、孙庆和）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一刻是永恒的，这一成就永远值得铭记。

关于中国科学家如何在贫穷和无知的基础上突破原子弹，流传着许多似是而非的故事。 两弹之父邓稼先开创的“二十八星座”（中国古代天文学有“三壁四象二十八星座”的星座体系和星官名称）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胡思德院士是首批分配到核武器研究所的大学生之一。 他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突破和工程设计的见证者。 他也是与邓稼先共事20多年的亲密战友。

他是所谓的“二十八星座”之一吗？ 为了还原原子弹突破背后的历史细节，胡思德学术成长数据采集小组（以下简称采集小组）收集各种公开资料，进行多次口语采访和数据采集，了解并呈现出完整、准确、完整的原子弹突破背后的历史细节。生动的故事。 故事和人物。

一

在信奉“真实性是新闻核心价值”的记者眼中，原子弹突破的历史因其神秘而具有独特的魅力。

早期关于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公开新闻报道并不多。 1986年邓稼先去世前几个月，中央政府决定公开解密邓稼先。 新华社资深记者顾迈男多次采访邓稼先，并撰写了第一篇关于邓稼先的报道。 一篇很长的时事通讯。

多年后，顾迈男将这段经历编成《冲破“禁区”采访邓稼先》一文，回顾了邓稼先和青年大学生为冲破原子弹而做出的感人事迹。她的采访中，首次出现“二十八星座”。 公式。

这篇报道一经发表，立即被多方引用，甚至被多家国家媒体提及。

顾迈南在《冲破“禁区”采访邓稼先》中提到“二十八星座”：“李觉回忆，1958年6月、7月，邓稼先来到核武器研究所，领导询问邓稼先立即到北京来，各所大学都在寻找人才，邓稼先就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选拔了28名大学生，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二十八星”的大学生。这些人成为了九局的第一批年轻骨干……有一次，李珏从青海到部里报到回来，遇到邓稼先给新来的大学生讲物理知识，李珏问他做什么？他正在传授的知识，邓稼先告诉他，这28名新来的大学生都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尖子生，从来没有学过核物理，更不用说如何研制原子弹了，所以他们是专门组织来学习相关知识的。”

本文中的核武器研究所就是早期的北京第九研究所（以下简称九所）。

1958年1月，原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九局成立。 同年7月，第九所筹建工作开始，负责人为李珏。 首批调入九所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的人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邓稼先、王毅仁、陈晓达、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何桂莲。

1958年底，成立一个系（理论部前身），邓稼先任主任，何桂莲任书记、副主任。

《二十八星座》的制定引起了征集团队的注意。 2019年4月，征集团队采访了当年的内部人士。 对于这一提法，这些业内人士都持有不同的看法。

二

对于“二十八星座”一词，征集团队向1958年第一批进入该所的胡思德和朱家恒求证。

朱家恒先生凭记忆列出了该团体早期成员的名单。 朱家恒本人在九院工作了五十多年，从来没有听说过“二十八星座”这个词。

他推测，文中提到的28名大学生可能是1958年和1959年来到该所的26名大学生和青年研究员，然后加上王以仁和陈晓达。 他觉得这恰恰反映了外界对核武器研究团队的不了解，建议我们继续进行研究。

随后，征集小组将这份名单交给胡思德院士核实。 胡思德证实了朱家恒名单的准确性，并告诉我们，我们从未听说过“二十八星座”。 他还从目击者的角度对谷文忠的描述提出质疑，认为有些说法不妥当。

首先，胡思德对文章中反映的人员选拔方式表示怀疑。

当时，九所隶属于第二机械部。 比较合理的选拔人员方式是，邓佳先由二机部筛选，然后二机部从全国各大学调人。

胡思德本人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分配到第二机械系。

他还清楚地记得，9月29日，他和同学蔡伟到北京三里河二机部大楼报到。 报到后，他们有幸参加了国庆群众游行。

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朱家恒比胡思德早几天报到。 两人是高中同学。

报到后的一段时间里，二机部的领导并没有急着给这些大学生安排工作。 目前尚不清楚第九所是做什么的，具体会做什么工作。

直到10月下旬，胡思德才接到通知，并在第一间房间向邓稼先汇报。

可见，“领导让邓稼先到北京各高校寻找人才”的说法可信度较低，而且这26名大学生也绝非全部来自北大、清华、北京航空学院。

其次，原子弹的研制是一项需要集体智慧、协作研究的事业。 为原子弹理论突破做出贡献的不仅有邓稼先和大学毕业生，还有外来调来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计算器等。单论部分科研人员的作用与历史事实不符。 。

1959年6月，苏联毁约后，中国决定独立自主研制原子弹。 在向全国高校招收优秀毕业生的同时，一批优秀科技人员放下自己的科研工作，毅然调整研究方向，在攻坚克难的旗帜下纷纷集中。 这些伟大的专家包括彭焕武、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等，他们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突破和后续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了各大专家和大学生之外，还引入了一批中学毕业生作为计算器，满足计算需求。 当时使用的计算机是手摇计算机。 与后来发展起来的电子计算机相比，它们的操作十分简陋和繁琐。 这些计算器大部分是女性，她们的工作是协助科学研究。

三

据档案记载，1959年12月，一室下设四个大组，即数学组、状态方程与力学组、中子物理组、计算组。 在计算组内，还有一个由计算器和其他科技支持人员组成的小组。

1960年，开始了原子弹的整体流体动力学计算。 为了验证苏联专家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的关键参数，研究人员利用特征线法进行了九次突击计算，史称“九算”。

“九算”堪称突破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的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 顾麦男还在文中描述了这件事：“有一次，为了弄清楚一个问题，他带领几十个年轻人日夜不停，三班倒，我们用四台手摇电脑，连续计算了九次。”

一开始，力学组和数学组的同志是计算的主力。 力学组的胡思德和傅英在后来的采访中都提到：计算工作开始时，主力是傅英、朱建实、孙庆河，力学组的成员是杜明生、周泽良、朱子南。 、数学组成员、计算人员。 耿湖南、王跃迪、黄帅华、李安宝最初使用手摇电脑，后来改用四台半自动电脑。

傅莹回忆道：“为了保证计算准确，我们也是用两个人来计算，所以我们一次要计算5万个数据……但是，大家都明白，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些结果，我们一定要努力，眼睛疼，红了，累了，没关系，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

后来因为计算工作量太大，领导临时从中子物理组抽调了朱家恒等一批人，加上力学组、数学组、计算器，组成三班倒，每八小时轮换一次。 ，一个用于计算，一个用于计算。 课堂分析，第一课间休息，日以继夜。

每次计算的结果和暴露出的问题都在学术交流会上及时进行了讨论。

胡思德、朱家恒、傅莹始终记得讨论的场景：专家与专家之间、专家与大学生之间的争论常常非常激烈，甚至涨红了脸——这就是九所的学术民主传统，而在一些老一辈专家的指导下，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大胆发言，自然形成了畅所欲言、互相教导、鼓励创新的有利于鼓励创新的学术氛围。

最终，1961年夏天，从苏联归来的周光召以效率最大化原则推翻了苏联专家提供的数据，结束了长达数月的争论。

“九次计算”的过程和结果为了解原子弹的反应过程、掌握武器内爆的重要规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事计算工作的年轻科研人员，受到了锻炼和养成了艰苦奋斗、永不放弃的精神。

最重要的是，“九算”坚定了中国人民自主研制原子弹的信心。 计算过程中体现的强有力的协作和民主科学的学术风格也因此成为“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胡思德多次谦虚地说，自己很幸运。 大学毕业后，在彭焕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人身边工作。 伟大科学家的指导对他的成长非常有帮助。

他始终对这些师父的教诲和关怀深怀感激。 在收藏过程中，回忆起这段群星璀璨的历史，他总是充满感慨和自豪。

在收集过程中，我们不止一次地体会到，在引用、研究史料时，“不取得孤立的证据，很难取得完整的证据”。 追溯历史，应优先选择最接近史实的原始记录和亲历者的口述资料。

中国核武器科技事业走过了辉煌的60年，披荆斩棘，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倾注了几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和心血。 代际传承非常清晰。 胡思德院士的成长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和他的师友们汇聚成一片壮丽的星海。

这些经历过的人都记忆犹新。 他们的口述采访和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证明史料的准确性，丰富历史细节。 这对于继承“两弹一星”精神、探索思考高技术国防发展规律显然具有特殊意义。

我们之所以孜孜不倦地探索这些微小的细节，是因为我们身处浩瀚之中，我们是旁观者、观察者、参与者。

前人有前人的骄傲和满足，我们有我们的信念和决心——有万千星辰指引，从丰碑出发，就有无边无际、值得期待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