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东）董仲舒生平与教育活动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 生于汉文帝前元年（公元前179年）左右，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 ），主要生活在西汉中期。 董仲舒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青少年时期的学与教。 这一时期大致从董仲舒出生到39岁。 董仲舒出身于藏书丰富的地主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 据史料记载，他在学习上十分专心、刻苦，甚至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境界。 他整天在行动、走动的时候，都在思考知识。 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儒家思想上。 《汉书·儒林传》称他“通五经，能持论，善文学”。 董仲舒在研究儒家思想的同时，还研究道家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以及仙丹术。 由于董仲舒勤奋读书，成为当时著名的博学之士。 董仲舒的学术功底日渐精进，名气日盛。 许多学者拜他为师，促使他“讲诵”，开始了他的办学授徒生涯。 关于他开始教育活动的时间，历史上有不同的记载。 董仲舒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十分注重修身修行。 他深受学者们的尊敬，求教的弟子也越来越多。 由于学生人数众多，他还建立了“弟子长期传授”制度，即尖子生或老生将老师所授的知识传授给后进生或新进生。学生。 就这样，有的学生跟随他学习多年，却很少直接听他的讲课，有的甚至从未见过他。 由此可见，董仲舒办学规模宏大，成绩斐然。

董仲舒

第二阶段：中年政治、授徒。 这一时期大致从董仲舒三十九岁到五十八岁，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 汉武帝即位不久，就向各地推荐贤才文人请教，董仲舒也在推荐之列。 他给汉武帝写的三对策非常精彩，充分展示了他的政治才华和学术造诣，受到汉武帝的高度赞赏。 当时响应圣旨的有“数百人”，但他实际上排名第一，是儒生中的佼佼者。 德性对策又称“天人三策”。 董仲舒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封建政权及其伦理的合理性，提出了王权神授、王权源于天的三原则等重要命题。 这体现了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他将新儒学转化为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神化儒学。 这一理论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 它被汉武帝采纳，形成了汉代上层建筑的中心指导思想。 然而，董仲舒的命运与孔孟相似。 他生前没有受到重视。 对策采取后，才被武帝任命为江都益王刘妃的丞相。 刘斐是武帝的弟弟，也是一位有着割据野心的武士。 他企图利用董仲舒的才干、学识和名誉，为自己篡夺中央政权服务。 面对嚣张残暴的刘斐，董仲舒不顾个人安危，坚持春秋统一立场。 他以儒家仁义学说为基础，有礼地制止了刘斐的分裂行径，为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 董仲舒虽然尊敬孔子，但他尊重鬼神的态度却与孔子大不相同。 他在政治生涯中，多次从事求雨、停雨等迷信活动，并因此被贬。 被贬后，董仲舒再次从事教学活动，教授《公羊春秋》。 大约在同一时间，汉武帝让他与《古梁春秋》学者蒋公争论，结果是蒋公“不如钟书”。 武帝认为董仲舒的经书是最好的，激发了武帝对《公羊》学习的兴趣。 这就是董仲舒促成西汉“公羊”学繁荣的历史事实。 公孙弘曾推荐董仲舒为胶西王刘睿的宰相。 刘睿也是武帝的弟弟，比刘斐更加残暴嚣张。 刘瑞粟听说董仲舒有德，很尊重他。 但“中书恐长此以往会被定罪”，于是于公元前121年告病回国，从而结束了自己的仕途。 董仲舒出仕的经历经历了坎坷。 但他“正确领导部下，避谏纷争，教国安居治国”，说明董仲舒确实具备以儒家思想治国的修养能力。

第三阶段：晚年读书着书。 这一阶段大致为董仲舒58岁至75岁。 董仲舒辞官回国后，不顾家境，专心着书立说。 董仲舒在《春秋》中讲授儒学，主张“以儒正法”、“授经以用”，对汉代的学术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年在家读书写作，一生著作颇丰。 这些著作大多已失传，仅有《春秋繁露》一书流传下来。 董仲舒的事迹散见于《史记·儒林外传》、《董仲舒传》、《儒林外传》、《艺文志》、《五行志》、《食货志》、 《汉书》中的《匈奴传》等史料记载。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病逝，葬于西汉都城长安西郊。 董仲舒执教多年，通过讲学为汉室培养了一批人才。 董仲舒的教育活动不仅在政界卓有成效，培养了一批主宰汉代政坛的大臣、官员，而且在学术界也卓有成效，为汉代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学者和儒师。儒。 董仲舒无愧“汉代孔子”的美誉。

（二）教育政策思路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颁布圣旨，兴德兴文。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教育主张，其中就包括他的教育政策思想，也可称为“三大文教政策”。

一：废黜百家，独尊儒家。 这是三大文化教育政策的总纲和文化教育改革的总体指导思想。 按照他的建议，先秦儒学“不合时宜，宁古不今”。 他利用《春秋》文字的简单晦涩董仲舒的观点，武断地发展其模糊的“大一统”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保证政法学科的“一统”。

第二：弘扬太学，任命大师。 这是独尊儒家的具体举措。 董仲舒认为，要进行启蒙运动，就必须建立学校，通过培养高层次的统治人才来促进启蒙运动。 他明确提出在京城设立国子监，吸收王权控制下的提拔人才、培养士人的遗风，使之成为培养士人的自觉行动。 而且，由于太学的老师都是五经博士，教学和考试的内容都是儒家经典，所以太学的管理实际上服务于儒家的专属目的。 利用学校教育为官方意识形态服务的传统可以说是从董仲舒开始的。

第三：注重选举，广纳人才。 董仲舒改革吏治和选拔士人制度，提出培养和选拔士人并重。 这一建议实际上成为汉武帝加强巡视考试制度的理论纲领。 考察晋升制度不仅是官员任用制度，也是在校外寻找人才的人才选拔制度。 因此，它堪称社会教育的“指挥棒”。 由于它选拔人才的标准也是儒家的德艺，所以它只是以出仕为诱饵，诱导人们遵守规则，不为“异端”所动。 说到底，连任还是为了尊重儒家思想。

传授儒家思想

董仲舒构建的文政、教育制度，被汉武帝作为“三大文教政策”实施，营造了汉代的文明氛围。 从此，由“孝”、学历、推荐考核等组成的文官制度，成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 这种由董仲舒参与并在汉代建立的政教制度，与原来以宗族、家族血缘贵族（个人）为基础的“修齐治平”的儒家政教制度有很大不同。和国家。 它统治的政治伦理建立在宇宙自然秩序的比例上：治理混沌的兴衰不再仅仅依靠“圣人”作为领导者，而且依靠以“天道”为代表和支撑的“天道”。整个官僚行政体系。 尽管如此，应该肯定的是，三大文化教育政策建议对文化教育发展的主导作用是推动的。

（三）论人性与教育

人性论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基础。 他综合了先秦的性善论和性恶论，提出了人性有善有恶的学说。 董仲舒将人性定义为：“自然，生命的质量”。 他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将人的自然品质分为两种：属于阳的仁义（善良）之性和属于阴的贪利之性（人的欲望）。 欲望概念的植入代表了人性中两种对立因素的固有存在——善可以发展为善，欲望可以发展为恶。 因此，他所主张的人性论可以看作是孟子、荀子人性论的调和或综合。 这种以“性无教而无教”的发展观的人性论，比人性的“善知善能”论和“化性恶”论更强调变化的复杂性。自然变成虚假”。 这是它的优点。 然而，董仲舒构建的“三性论”在教育的对象和功能上与孟子、荀子相比是倒退了一步。 所谓“性三性”，是基于广义的人性概念，将人性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品性——圣人性——至善性——所获得的性。没有教学； 中品性——中品性。 人性——有善有恶——若教则善； 不教则行恶；不教则行恶。 穷人的本性——窦骁的本性——最恶的本性——难教而善。

显然，在狭义的性情二元人性观念中，不可能包括圣人的本性和窦骁的本性。 因此，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都被排除在教育范围之外。 无疑，这与孟子的“人可以如尧舜”、荀子的“土人可以如虞”的主张相比，甚至与孔子的“生而有知者”、 “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困而学者”，董仲舒的“性三德”并不能算是超然的。 而董仲舒则基于先天道德观，十分重视“中人”、“中人”的教育，认为教育可以在“中人”身上发挥巨大的作用。 具体来说，对于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来说，教育的作用是：它可以扑灭人们心中自然欲望的火焰； “损其欲，饰其性”是其功用。

因为它特别强调各国人民的本性是“性善而不能善”。 它只具有善的可能性，但并不是善的现实。 在可能性与现实之间，必须通过教育架起一座桥梁。 我们在肯定董仲舒高度重视教育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指出这种作用理论的明显缺失。 这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决定论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个体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精神。 至于教育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他强调的仍然是儒家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口号：以德育人，不以刑罚施教。 以“德治”取代“法治”是他的总体思想。 。 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刑罚的作用，认为“内法外儒”的统治离不开“刑”。 可见，他把教育的作用集中在让人“耻辱”的教育的政治问题上来。董仲舒显然较少考虑教育的经济作用和政治作用。他的理论强调伦理，主张政治作用。

（四）论道德教育

第一个是重义轻利的德育本体论。 董仲舒为“仁”、“义”两个伦理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以仁安人”、“以义称我”。 既然自正是心灵平静的前提，“正”就成为德育的第一要务。 董仲舒认识到“利”的地位后，进一步推论出重义轻利的必要性。 他提出了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主张：“正友而不求利，通达道而不计其功”。 董仲舒的非功利价值观决定了重精神（义）、轻物质（利）。 德育基调。 在抹去了先秦儒家“先富后教”思想的光彩之后，以德育为中心、以道德为重点的封建教育如今已彻底定型。

二是“仁”与“智德”关系论。 所谓“仁”，是指儒家的政治伦理。 “智德”是指“早知利害，事动而知化，事起而知归宿，见始而知终”等理性的洞察和判断。 这本来是一个思维方法的问题，但董仲舒要求“智”必须“行为有道德，说话得体”，所以叫“智德”。 他认为“近仁”是道德教育的根本目标； “速智”是实现目标的基本方法。 这揭示了处理德智关系的三个要点：一是德智相辅相成；二是德智相辅相成。 第二，“仁无智”与“智无仁”都是片面的。 第三，智育最终是德育的目标。 服务。

三是“三纲五恒”的德育内容。 从课程和教材来看，董仲舒仍然沿用“六艺”、“六经”。 但他所强调的德育内容，实际上浓缩为“三纲五恒”。 所谓“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这是社会道德的一般准则； “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形成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规范的基本范本。 在这种主奴等级框架下，不仅没有“贤人”平等的观念，就连先秦儒家“重民轻君”的思想也失去了地位。 所谓岗场民间宗教的正规化、“四绳”的编织等，都可以归功于这位“汉孔子”。

四是道德修养的原则方法。 “正己平人”——“善待自己，不负他人”，既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关键，也是提升道德的法则。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原则在于：“仁之法在于爱人而不在于爱我；义之法在于自正而不在于正人。我若不自正”虽能纠正他人，不能算是仁义；他人不被爱，虽宽厚地爱自己，但不善待自己，就是仁了。” （《仁义之法》）

“知性”——道德修养是以善抑恶的过程。 所以，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仁义之性，什么是贪欲之情，才能“诱其性所欲，抑其性所欲”。 憎恶者”（《正观》）。“经、权合”——“经”表示原则，“权”表示灵活，如“男女施受不亲”，就是“儒家伦理的“敬”；“嫂子用手淹死”，但于人是恰当的“权”。但是，贸然行使“权”，或者因为“权”而行使“权”，都是不可接受的。的“小美德”。

“中和养生”——和谐是儒家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之一。 董仲舒在《中庸》中发展了相关思想，甚至继承了道家的养生理论。 他提出了“中和养身”的方法论（《荀中书》《天道》）。

（五）关于教学与师资

重抽象知识，轻具体知识。 首先要明确的是，董仲舒所说的知识教育的主体不是自然知识，而是社会知识或道德知识。 关于“事物”的具体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 在他看来，只有与“命”相一致的关于“本心”的抽象知识，才是有价值的知识。 这种有条理、集约化的知识观，准确地说，是一种强调抽象知识、轻视具体知识的知识观。 例如，就理性认识的特殊性而言，它无疑有其合理性。 然而，当它否定实践活动和感性认识，把“内观反听”作为获取知识的根本方法时，其知识观的严重缺陷无疑就暴露出来了。

知识教育的内容。 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传统，以六经为基本教材，阐释经典的功能。 他本人特别关注《春秋》，并因此而闻名。 这是他与先秦儒家的区别，也是近代经典与古代经典的分水岭之一。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将《春秋》尊为“古君王之遗”，并以此作为“崇天教古”的口号，是没有多少依据的。 但由此衍生出的诸如重视历史知识传授等命题，不能不说是很有见地的。 它将传统儒家教育分为经史两大类，使“经史之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别称。

知识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一是努力工作。 董仲舒在《兴德对策》中说：“常玉不磨，则不成文章；君子不学，则不成德”。 他认为，只有“勉强学习，你才会学得更多，懂得更多”。 二是专修空寂。 学而不专、专一则无成，行善、行善必须持之以恒。 这显然是基于经验，是荀子“虚一静”的发展。 第三个是广泛但温和的。 教学要处理好师生关系。 他指出：“太明则知暗，太宽则累业”。 教学的“神圣化”。 董仲舒所倡导的“成圣”力量，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教学艺术。 一个好的老师在教学时能够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似乎也可以称之为“成圣”的力量。 董仲舒的“成圣”是对教师的综合要求，体现了多种教学原则。 要求教师德才兼备，具有人格影响力，能够以身作则、胜任工作。 “早晚同一时间”是及时教学的原则，不仅需要关注学生的学龄，还需要把握好他们的学习心理机制。 “能多能少”是对教学分量和进度的要求，强调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省思省苦”包含了如何将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积极性结合起来的思想。 它要求教师对学生的监督和考核，不能压制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不能让学生只感到学习困难、辛苦。 我不知道学习的乐趣和好处。 “评价学生所做的事情，成为学生所做事情的主人”是因材施教的原则，这就要求教师在深入观察学生所做事情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教学。 所谓“成圣”，就是综合贯彻上述教学原则的结果。 看得出来，他对老师的要求是全方位的，而且非常严格。

董仲舒墓碑

（六）论教育的作用

董仲舒不仅对封建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较为中肯的建议，而且从理论上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的作用：重申了儒家的德性论，高度重视教育的社会政治作用； 他发展了儒家的人性理论，并进一步指出了教育对人性发展的重要意义。

道德治理理论和教育作用理论。 董仲舒在谈到汉朝的国策时，主张“王霸道，混之”。 在谈到教育问题时，他提出“授德而不刑”（《汉书·董仲舒传》），并将这一思想附在天意上，说“天意”还需要任命。德而不刑”（《汉书·董仲舒传》）。

因此，他提出“教育为政之本，狱为政之终”（《春秋繁露·精义》），把教育视为治国之本。 董仲舒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教育的政治作用：

一是强调培养执政人才的重要性。 董仲舒结合汉代社会实际，发展了儒家“修己安人”的思想。 他认为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会影响一代人的行为。 统治者只有克制贪欲，才能实现政治清明，实现所谓仁政、德治的理想。 他还以史为证：“尧、舜之德，则民仁而长寿；桀、纣之暴，则民之蔑”（《汉书·董仲舒传》）。 这都说明统治者的道德观对民众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此，董仲舒鼓励最高统治者以孔子“民可以弘道”的理论为基础，“积善积德”（《汉书·董仲舒传》），加强个人道德修养。

汉朝建立六十七十年后，经济逐渐发展，统治阶级的贪婪也随之扩大。 针对这一社会现实，董仲舒指出，统治者修身的关键是克制贪欲，不与百姓较劲。 利润。 他说：“家受俸禄，只是俸禄，不与民争业，则利益可均，民可有足”（《汉书·董仲舒传》） 。 他着眼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反对他们“杀鸡取卵”的愚蠢行为，并警告说，如果他们贪婪，“利用自己的财富和资格与人民竞争”，老百姓“削日月，浸大财”。 当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时候，轻则犯罪，重则铤而走险。“灾难必至”，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绝不能掉以轻心。当时，董仲舒进一步向统治者提出了克制贪婪、清理政治的政策。

董仲舒还大力主张加强医学人才的培养和教育。 他向汉武帝建议，未来的统治者应该“少时博学，长时成才”（《汉书·董仲舒传》）。 他认为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为官的基础。 长大后，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发挥自己的才能。 在使用人才时，他注重“育才”，使他们能够有官职，享受富俸，无忧无虑，专心致志，恪守君臣原则。 如果这些人也懂得治理、善于教导、德罚并用，那么儒家的德仁政理想就能成功实现。

其次，强调社会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汉朝经过六七十年的恢复，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但离心力的危机仍然存在。 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董仲舒敏锐地认识到，统一的封建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 如上所述，他提出的三个主要文化和教育建议旨在统一文化思想。 他主张不使用加强惩罚的法制方法，而是利用社会教育形成统一的公众思想和民间习俗，并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社会教育理论。

宗苏警告统治者，为了防止人民“叛乱”，他们必须建立强大的“路堤”。 他认为，这种“路堤”是社会教育，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惩罚。 他还总结了历史的教训，并解释了从积极和负面方面的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和作用。 首先，他以儒家尊敬的贤哲国王和贤惠的部长为例。 他认为，当他们掌权时，“圣徒协助了贤惠的人民，贤惠的人协助官员，教义很棒，世界很和谐，所有人都处于和平，正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适当行动。服从礼节，保持耐心和中等”（“ Dong 的传记”）。 由于人民有自己的利益并有羞耻感，因此没有人违反刑法，导致“空虚的监狱”。 东朱比较了教育和惩罚的影响，指出惩罚只会伤害人们的皮肤，但不能启发人们的意识并改善他们的道德培养。 教育可以创造统一的人的心，形成道德的力量，并使人们感到羞耻。 其次，他将秦朝作为负面老师，详细解释放弃社会教育的严重后果。 在总结了历史上积极和消极的经历之后，宗苏尖锐地指出了汉朝的真正政治问题，这忽略了将人民转变为习俗的重要问题。 因此，他警告统治者，如果他们想“从南方统治世界”，则必须“使教育成为重中之重”。 作为封建房东阶级的思想家，宗宗还深刻地看到，一旦社会教育转变为民间习俗，它将成为一种惯常的力量，从而限制了人们长期以来的思想和行为。 所谓的“教育已经明确，已经建立了习俗，后代将遵循它，他们将不会被五到六百年击败”（“汉苏传记的东宗肖”），进一步进一步解释说，加强社会教育是长期和平与稳定的战略。 如何进行社会教育？ 董苏提出，首先，我们必须依靠统治者树立榜样。 其次，我们必须依靠各个层面的官员来“继续传统并传播文化”并进行培训活动； 第三，我们必须使用学校作为基础，即“大学教国，并建立教导人民的序幕。” 第四，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礼节和音乐系统，以“观察用礼节的人”和“通过音乐来实现他们的美德”，以便人们可以遵循规范。 这些有关他的国家的见解促进了我国家的社会教育的发展，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性的意义。 毫无疑问，宗方舒（Dong ）对加强社会教育的想法完全是从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的。 目的是巩固封建统治并加强人民的意识形态控制。 这是其阶级本质的必然表现。 但是，应该看出，他的思想反映了历史发展的需求，有助于加强新帝国的统一并保持社会稳定，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因此在历史上是进步的。 宗舒的社会教育理论基于儒家美德治理理论。 它的主要目的是强调教育和轻惩罚。 这有利于限制统治者的残酷和色情制品以及缓解阶级冲突。 它也是民主和简单的。 人道主义精神与秦朝的严厉惩罚和法律相比，无疑是一种改善。

人性理论和教育的作用。 人性理论是董朱对教育作用讨论的理论基础。 他综合了Qin前的善与恶理论理论，并提出人性具有善与恶。 将宗肖的创造分为两个相反的方面：性和情感。 他认为天堂有阴和阳，人类是天堂的副本，因此人性中既有善与恶。 所谓的善良意味着“自然是善良的，心脏是善良的”（“春天和秋季的fanlu·深入观察名字”）。 在东朱的观点中，如果一个人拥有如此良好的原则和素质，他就有可以接受国王的教义并变得善良的基础。 正是因为有良好的品质和良好的原则，因此教育引起的良好是人性的持续和发展，而不是正如Xunzi所说的那样的人性的逆转（即，从邪恶变成善良）。 这种作为人类发展的教育观点更接近现代教育理论，并且是对人类自我理解的加深。 宗舒（Dong ）非常重视人性的善良，并认为这种仁慈和公义是欲望之上的“阳”，也是人性的主导方面。 基于这一点，他重申了儒教的一致断言，即道德和教育至关重要。 宗舒（Dong ）揭示了人们的理性认知能力，这主要是指道德认知能力，并认为这是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这是教育发展史上非常有价值的观点。 董苏舒（Dong ）在“优质”和“善良”的两个概念之间进行了严格的区分，纠正了孟子的逻辑上的混乱错误“可以做得好”和“已经做得很好”，并得出结论，“善良是教学是关于教义的”和“没有教育将无法实现性行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道德超越主义，并强调了王权教育的重要作用，这是积极而有意义的。

宗方舒不仅否认没有教育的人性可以是好的，而且从理论上进一步解释说，“没有教育的性行为不能培养”的原因是，人性中存在渴望，而欲望是各种社会邪恶的来源。 他指出，如果欲望不受限制，“富人将变得更加贪婪，以获利和不愿意公正，而穷人将每天违反禁令，无法阻止它”（“春天和秋季的fanlu·du Zhi”） ，这肯定会破坏现有的社会。 命令，危及封建帝国的基础。 所谓的爱与邪恶涵盖了Xunzi的邪恶自然理论，并强调了人类和教育的作用。 孟子关于自然善良的理论提倡扩大人们的善良并恢复人们的善良（也就是说，“寻求安心”），但很难解释为什么应使用惩罚来抑制人们的欲望。 宗苏与孟子不同。 他继承了Xunzi的“修改人们的情绪并纠正他们”的想法（“ Xunzi：邪恶的自然”）。 在强调道德教育的同时，他还考虑了犯罪政治，并主张使用礼节和法律来控制人们的欲望。 。 从限制欲望的内容来看，其主要方面在于压制劳动人民追求幸福的愿望。 但这也包括限制统治阶级的内容：“有钱人更加贪婪，为了谋取利益和不愿意伸张正义”，这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生产的发展，并且具有渐进的意义。 宗舒（Dong ）利用阳和阳理论以及五个要素来改变原始的儒家人性理论，提出了人性具有善与恶的观念，合成并发展了Qin学者的思想，以根据自然来教导并约束欲望，并为西汉王朝奠定了强调道德教育和实施惩罚的基础。 文化和教育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他清楚地指出，皇帝的任务是“要努力履行天堂的意志以服从命令；以教育和改变人民以培养他们的性格；以纠正适当的法律和法规，并避免上级和下级以防止欲望的命令：实践这三个，并进行了伟大的工作”（“宗宗的汉苏传记”）。

将皇帝的道德，教育，惩罚和政治提升到命运无法抗拒的高度，这是前所未有的。 宗方舒（Dong ）对孟子的综合和Xun关于人性的理论具有深刻的政治原因。 他对教育作用的讨论反映了时代的独特特征，也就是说，他提升了圣徒和皇帝在社会教育中的作用，并加强了君主制至上的概念。 为了增强圣徒和皇帝的权威，董朱申违反了以下原则：善良不能是天生的，并根据普通人的本性（所谓的中国人民的本质）炮制了“过度”的圣人的本性，并说这种性质这是别人天生无法做的事情，在明天后的第二天无法实现。 这种圣人是世界的典范。 在美化圣徒和皇帝的性质的同时，宗苏还侵犯了所有人的本质。 他将人们与“男人”进行了比较，并说他们都是“可爱而无知的”人，所以天堂建立了皇帝教人们。 基于这一点，他批评了孟子的自然善良理论是“奉献天堂的意志并拒绝国王的任命”。 也就是说，它取消了天堂托付给人民教和教育人民的统治者的基本使命，因此这是完全不受欢迎的。 这清楚地反映了宗方舒（Dong ）的政治立场，即“提交人民并扩大统治者”，并反映了时代加强封建专制制度的必要性。 这也是他与孟子的人性理论和教育作用不同的基本原因。

东朱关于人性的善与恶本性的理论是古代我国家人性理论发展的重要联系。 后来的思想家和教育工作者在讨论人性时经常使用反对性的观点。 东朱关于“圣徒的本质”，“中国人民的本质”和“杜舒的本质”的思想也是我国家古代“三种自然品质”理论的先驱。 他的人性理论丰富了教育与人类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 它在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