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制度文明：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制、制

周代的礼乐制度

礼乐文明是中华古代文明的一大特色。 通过制礼乐，运用“礼”教和“乐”教，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礼乐体系，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 然而，西周统治者在推行礼乐制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强了礼乐教育。 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 本文通过探讨西周礼乐制度的意义和内容来进一步探讨。 它对当今我国音乐教育的影响和意义。

西周的礼乐制度与其说是一种文化制度，不如说是一种等级制度。 其目的是维护宗法制度和君主制、宗权、夫权、神权。 它具有维持贵族世袭制度和等级制度、加强统治的作用。 当时许多经济政治法规和制度往往贯穿于各种仪式的举行之中，并依靠各种仪式的举行来建立和维持，严格划分了等级观念。 对于不同阶层的人可以听什么样的音乐，有多少人可以使用音乐和舞蹈都有严格的规定。 孔子在《论语》中有句名言：“何为可忍，何为不可忍”。 那么是什么让孔子如此愤怒呢？ 因为当时有一个王子用的是“八仪”，就是六十四人的乐舞，这才是皇帝有资格享受的。 这句话的原文是“‘八人舞于庭尚可，谁不可忍？’因为孔子推崇周礼，同时孔子也认为“礼崩乐坏”。春秋时期的“乐”实际上意味着奴隶制度的崩溃。

周朝建立后，西周在夏商礼乐的基础上于公元前1058年制定了《周礼乐》（礼乐的“礼”是指将宗法制度与礼乐相结合的礼仪）。等级制度中的“乐”指的是音乐，包括乐队、乐舞的准备、乐曲的使用、乐舞等），作为奴隶主的行为规范，各级奴隶都必须享受礼乐按其地位不同——在礼中，将贵族和百姓分为许多等级，每个等级规定了生活各方面的区别和限制。 同时，周代统治者对音乐的社会功能也有相当的认识。 他们视礼乐同等重要，并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巩固王朝统治的有效手段。 他们还严格规定了各个层次的用乐制度，以体现君王大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关系。例如：

1.关于乐队和每种乐器的数量，规定国王的乐队和所有乐器可以布置在东、西、北、南四边，王子的乐队和所有乐器可以布置在三边，大臣官员的可以布置在两侧，学者的只能布置在一侧。

2、关于舞队的人数和编排方式，规定王舞队可以由八人组成，一个舞队可以由八个舞队组成，即六十四人人们; 诸侯可以由六人组成一个舞团，由六个舞团组成礼乐制度，即三十六人。 一个舞团由四个舞团组成，即十六人。 （1、2、参考，杨荫柳主编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第1卷第33页《音乐的分类与等级》，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3、关于“射礼”，不同等级的人使用不同的音乐。 国王用“奏语”，诸侯用“辽首”，官员用“才平”，士人用“才范”。 （参考陈英石、陈令群主编的《中国音乐简史》，第28页宫廷音乐，高等教育出版社。）

周代礼乐的发展

一个王朝制定了制度，必然要设立相应的部门来保证制度的实施、管理和完善，并形成相应的教育制度来保证制度的推广和传承。

周朝的礼乐制度自然也需要这样的保障，那就是周朝皇室的音乐机构。 周王室的音乐机构隶属“大司乐”领导，人员数量不少于1463人。 该组织的职责包括音乐管理、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 但就音乐教育而言，该机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音乐学校。 1463人中，除少数低级贵族外，农奴阶级就有1277人。 由此可见，宫廷音乐机构的主要创作和表演力量是农奴。 然而，各级音乐行政和音乐教育的负责人都由贵族承担。 由于统治者对各种音乐事务的重视程度不同，相应的音乐官员的级别也不同。 他们对音乐官员的重视程度越高，级别越高，可见统治阶级对音乐活动的阶级控制是非常严格的。

由此可见统治者对礼乐制度的重视，以及这项政务工程的浩大。 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深思和反对。 比如墨子。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对音乐持消极态度，反对儒家礼法和音乐思想。 《墨子·飞跃》第一回中记载，墨子承认音乐可以使人快乐，给人以美感。 他说：“不是大钟、鼓、琴、瑟、鱼、笙的声音使人不高兴”、“耳知其乐”。 然而，“科举不进则不能成圣王之事，贬则不能成于天下百姓”。 音乐对国王和全体人民没有任何好处。 其次，他认为音乐不能解决老百姓的“三难”，即“饥者不能食，寒者不能衣，寒者不能穿”。累了就无法休息。” 音乐不但不能“济天下、除害天下”，反而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 墨子认为，诸侯、诸侯要欣赏音乐，就必须制造乐器，制造乐器“必须招揽全民”； 乐器必须用壮年的男女青年来演奏，浪费劳力； 有了音乐，王子大人们单独坐着听，那是不愉快的，更何况还浪费了听音乐的绅士淑女们的时间等等。

在音乐教育方面，商代的贵族实际上是有专门的学校教育的。 西周时期，统治阶级为了配合礼乐制度的推行，使学校教育更加完善。 建立了所谓的小学和大学。 主要教学内容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以礼、乐、射、御为主要内容。 音乐教育主要针对贵族（即王公贵族）的子弟，但也从自由民和农奴中选拔一些人才，提升到下层贵族的层次，与贵族子弟一起学习音乐。上层贵族。 太子是国王与诸侯的嫡子，太子是大夫的儿子。 贵族教育是从六岁到二十多岁、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的循序渐进的完整教育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礼”与“乐”的比例非常重要。 中国人学习礼乐的目的并不是像今天这样从事各种音乐表演。 这种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年轻人学习音乐后，能够用音乐来统治农奴群众，麻醉他们，防止他们反抗，让人民安宁； 他们学习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达到统治阶级所倡导的目标。 “以礼乐治国”。 说到底，“西周乐教”只是西周统治者统治国家的一种手段。 通过对各贵族和少数农奴的音乐教育，使等级观念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并传播开来，从而减少了叛乱的威胁。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统治者的统治地位。

纵观世界历史，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制度的运行都不可能一帆风顺。 西周的礼乐制度也是如此。 春秋时期以后，私塾开始兴起，逐渐改变了礼乐教育与百姓脱节的局面。 私塾的种类很多，教育对象不仅包括士人阶层，还包括宫廷中的职业音乐家，以及民间音乐家。 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音乐教育主要指民间音乐教育活动。 这一时期，官办教育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其重心开始从王室转移到王公府，从原来的宫廷教育中心转移到多个中心。 音乐教育的对象和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比如，教育对象除了皇子、王爷之外，还包括乐师、音乐家的教育。 参与音乐的人数增多，促进了礼乐严格规定的彻底打破，王公、官员、甚至士人都公开使用“天子之乐”。 因此，礼乐制度的断裂也遭到了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的痛斥。

但无论思想家如何评价西周的礼乐制度，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为礼乐制度的诞生，周朝才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音乐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 它建立了我国最早的较为完整的音乐。 院校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体系，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单就中国音乐而言，西周的礼乐制度无疑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加速器。 在皇帝的支持、鼓励和领导下，中国音乐在当时的世界音乐界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这把画笔永远展现着我们祖先的智慧和才华，同时也激励着我们现代中国音乐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