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四书翻译：从崇德到乾隆的文化策略与中华民族文化交融

满文四书的翻译过程就是一个例子。

四书满译:崇德至乾隆时期的文化策略

四书，又称“四子书”，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是孔孟智慧的核心。四书的翻译和运用是清朝统治者手中的“指南针”，指导他们如何教化人民、治理国家。

早在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就已意识到中华文化的深邃魅力，大力推动满文翻译中国典籍事业的发展。皇太极时期，清太宗已意识到《孟子》的重要性，于是命大海将《孟子》翻译成满文。据《清史实录》记载，“令臣子往大海处，大海闻令，感动落泪，但已病重，不能言。他平日翻译的汉书有《刑部律》、《素书》、《三策》、《万宝全书》，均已完成。当时，他正在翻译《资治通鉴》、《六策》、《孟子》、《三国志》、《大乘经》，但未完成即逝世。” 可见，《孟子》满文翻译早在皇太极时期就开始了，但翻译工作并未完成。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全国政权。清世祖深知吸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于维持政权稳定的重要性，即位之初便命内廷太极哈哈番阿史坦翻译《大学》、《中庸》等书籍。据《八旗通史·上集》记载，“世祖章顺治二年，……国家初定，满汉文化渐盛四书是指，诸公事皆用满汉文。阿史坦即译《大学》、《中庸》、《孝经》、《通鉴通论》、《太公家教》等书，并刊行。”清圣帝康熙不仅重视儒家文化的发展，还积极推动满汉文化的融合。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皇帝下令刊刻《四书日译本》，将名儒大臣所讲解的经典内容汇总，并译成满文。康熙朝虽然已完成四书满文翻译，但乾隆皇帝对译本并不满意，要求重译。乾隆年间，重译的四书本委托武英宫刊刻，以满汉雕版结合的形式出版。其排版精美，翻译严谨，使这部四书满文译本对后世影响深远。

重译四书的思想驱动力：“尊儒道”与“同治”

乾隆二十年重译工作完成后，清高宗用满汉两种文字为《御译四书》撰写序言：

开国文献、六经、史书，纷纷译出，四子书最先刊行。我即位之初，命大学士斡尔泰审校，凡义异、用意深浅、语气轻重，一律更正。我闲暇时，研读旧书，发现义意、用意、语气不一致，亲自嘱咐译书大臣参考、解读，字字清晰透彻，毫无遗憾。

从序言中可以看出，乾隆皇帝认为前译本质量不高，译文未能呈现原著的精髓，因此命鄂尔泰两次审校译文。他对新译本的译文质量也抱有很高的期望，要求达到“字字珠玑，清清楚楚，没有丝毫遗憾”的水平。

乾隆对四书翻译如此严谨、高要求的背后更深层的驱动力，是如何兼顾满汉两大民族的语言文化。这是清朝统治者面临的挑战，这一挑战不仅关系到民族文化的发展，也直接影响到政权的稳定。乾隆延续前朝“尊儒尚道”的思想，深知四书在儒家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因此，他不仅把重译四书视为翻译工作，更将其视为弘扬儒学、促进满汉文化交流的重要契机。这种对文化价值观的深刻理解，使乾隆皇帝在推动重译四书时精益求精、尽善尽美。

与“尊儒道”思想政策相辅相成的是乾隆皇帝在语言政策上所倡导的“一统天下”。他认为语言的差异是表面的，语言所承载的道理是可以互通的，俗话说“天下之语虽异，天下之理则一”。“尊儒道”与“一统天下”是满译四书的思想根源。总的说来，面对满汉民族语言文化差异的挑战，乾隆皇帝在“尊儒道”与“一统天下”的原则下，实施了重译四书的政策。这一举措的目标不仅在于提高翻译质量，更在于通过儒家文化的载体——四书，传达儒家思想，实现满汉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满汉翻译的“三标准”

翻译原则与科举考试

从《四书御译本序》中我们知道，乾隆皇帝两次命敖尔泰主持重译四书，并提出了重译的“三明”原则，即文义、立意、语调。这一原则是乾隆皇帝对满汉翻译的要求，涵盖词义的对应、语法的对应、思想的正确阐释、表达的准确以及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等多个方面。具体来说，“义异同”是指译文必须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包括词语的对应、语法的结构、文本的内涵等。这就要求译者对原文有深刻的理解，并熟练掌握目标语言，才能准确地翻译出原文的文义、语法和思想。“立意深”是指译者必须恰当地阐释原文的主旨。 “三澄清”原则要求翻译工作必须做到意思准确、意图准确、语气准确，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满文四书重译的复杂性、难度性、严谨性、细致性。

遵循“三本准”原则的译本以其优良品质而受到广泛认可，并因此成为清代四书中最有影响力的译本。这一点，通过研究清代翻译科举的相关史料便可得到证实。据史料记载，四书曾多次作为清代翻译科举的题库。例如，雍正皇帝曾下诏礼部：“（译考）不必分三场，只需一试，一昼一夜，视考生能力，或一章，或四书，或五经，酌量一题，其利弊可见一斑。”乾隆三年（1738年）规定：“译考首场，一试两题，一为钦命译文题，一为钦命四书清文，以清文为题。” 乾隆七年（1742年）：“第一届译试有两题，一题是四书的满文文章，一题是四书的清文文章。”第二题是以《孝经》或《性理学》中的题目为题，写一段满文文章。”从现存清代《四书》《五经》的刊本来看，乾隆译本以后的刊本几乎都是乾隆译本的再版。这一方面这版御译本翻译水平较高，另一方面四书御译本可以作为科举翻译的最好参考资料，所以销量较高，所以刊本较多。儒家经典的思想也通过御译本和科举翻译影响了更多的八旗子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满文四书是一部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的重要文献，不仅是中国满族人民学习、领悟儒家思想的主要途径，更是满汉文化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满文四书的编纂，是乾隆皇帝“同文治国”政策的实践，不仅是经典的翻译，更是满汉文化交流的积极追求和深入探索，揭开了满汉文化融合的新篇章。满文四书作为满汉文化融合的重要平台和载体，促进了中华文明语言文化交流，对国家团结、民族关系和谐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乾隆年间，清廷允许地方书局重印当时翻译出版的满汉本。这一政策的实施，无疑为满汉四书在民间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它不仅扩大了满汉四书的传播范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交流，激发了民间学术活动的活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础。可见，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满译四书对于促进民族融合、弘扬中华文明思想、促进文化交流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