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三十一年终于落下帷幕，背后有何玄机？

至此，这一自隋代创立，历代历代完善和补充，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的制度，历经1300多年终于走向终结。 与此同时，日本、朝鲜、越南等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国家的科举制度在进入近代后也逐渐废除。

废除科举制度是一项重大决策，也导致了相当一段时期内选拔官员的混乱和无序。 由此可见科举制度对我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巨大影响。

在科举制度诞生之前，选拔官员的方式是通过推荐或影响。 这在周朝就已经是这样了。

然而，在只有统治阶级成员才能接受教育的时代，这种举荐制度实际上只是世袭大臣的遮羞布，选拔家族外人的例子少之又少。 直到春秋时期，各国才开始使用非贵族的下层士人为官，官僚体系逐渐出现。

汉代，科举制度仍然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推荐的人选也要经过政策考试。 此时科举虽已成型，但仍以举荐或直招为主，考试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建立的九品中正制成为维持宗族政治的存在，是对下层家族的镇压行为。

隋统一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隋炀帝将选拔官员的权力归还给中央。 大业三年（607年），正式开设进士科，采用考试选进士。

唐朝时期，科举制度基本定型。 例如，后世的科举考试有特定的固定时间和考试地点，以及各级政府的初试，这些在唐代就已经存在了。 而且，与隋朝相比，唐朝的科举考试特别进步。 唐朝明确规定读书人可以自行应试，并正式建立了读书人自学自强的制度，标志着考试自负的开始。 这是科举制度最重要的特征，也是与科举制度最根本的区别。

宋代的科举考试大体与唐代相同，但与唐代相比，宋代重文轻武。 为了显示科举考试的重要性，从宋太宗开始，每当新科举考试成绩公布时，都会在东华门外宣布点名。 上而后仿，自然就会受到文人的追捧。 因此，北宋有“东华门外点名者英雄”之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宋朝对科举考试的重视还不仅仅体现在这一点。 北宋统治者将进士分为三品：一品称进士，三品称进士，二品称进士，三品称进士。

与此同时，录取人数也大幅增加。 宋太宗在位22年间，考进进士的人近万人。 然而，唐朝近300年的时间里，总共只有6000多人。 即使后来将学生人数限制为每科仅400人，但仍然导致后期选拔人员过多，造成沉重的经济压力。

此外，宋朝还开始举行皇帝宣布进士等级的仪式，并在琼林园设宴，称为琼林宴。 后人纷纷仿效，定制化。

蒙古灭金后，科举制度并没有立即实行。 直到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元朝才首次开放科举考试。 系统与之前类似。 但不同的是，元朝时，蒙古族、色盲族的臣民与汉族、南方人的臣民不同，一个臣民数百名进士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方人各占一员。四分之一。

名单分两部分公布：蒙古族、色目人居右榜五十（元代尊右），汉族、南方人居左榜五十。

元朝实行这种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蒙古等民族的特权地位。 汉族和南方人的总人口不知比蒙古人和色目人多多少倍，但列入左右名单的人数却相当。

然而，为了满足名义上的平等，元朝的真实情况是一个臣民往往无法接纳数百人。 这是因为，蒙古族、色目族考生要满足150个乡试名额和50个进士名额确实很难。 因此，只能在省试和联考名额中为汉族和南方人留出相同数量的空缺，以维持四等考生的选拔。 数量上的平衡使得汉人和南方人无法利用科举考试。

而且，名义上左右名单上的状元才算状元，但实际上只有蒙古族和色目族右名单上的状元才算真正的状元。 说到底，元朝并没有重视左邦汉族和南方人中的第一秀才。

元朝的科举考试并没有改变元朝官僚绝大多数被蒙古族、色目贵族占据并提拔属下的局面。 蒙古族、色目族贵族大多是文化水平低下、不识时务、贪婪平庸的人。 大批中下层官员是从州、县衙门的衙门衙役中提拔出来的。 这群人缺乏封建礼教和知识教育，专门从事剥削和敲诈勒索。 这就是元朝官场比其他封建王朝更加腐败、黑暗的根本原因。

明朝建立后科举诞生哪个朝代，于洪武三年（1370年）启动科举考试，规定“凡中外文官，一律通过科举晋级，未参加科举者，不予晋级”。获准担任正式职务。”

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朝颁布了《科举考试范式》，基本制定了明代200多年来科举考试的成文规定。 清朝普遍照搬了明朝的做法，明清科举考试成为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制度，多层次、多等级、多规矩、多头衔，五百多年来一脉相承。 。

航海时代以来，新海路的开辟，导致西方走上了殖民主义道路，中华民族日益落后于世界。

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举制度选拔的官员根本无法应对这样的情况。 此时，废除科举的呼声逐渐响起。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联系各省千余人向光绪帝上书。 康有为所写的《公信》中的一大主张，专门指出了“八足八股”、“招贤纳士”扼杀人才的思想，主张发展教育，弘扬西方科学文化。知识。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张之洞上书逐步废除科举，“使天下士子不进则无出路”。去学校。” 清政府举行的清朝考试，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联考和殿试。 状元秀、亚军、状元分别是刘春林、朱汝珍、商艳柳。

至此，科举考试被废除。

抛开科举制度的弊端不谈，一个制度的产生和稳步实施一定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 与以前的系统不同，任何人只要参加考试，就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取得成功。 不可否认，科举制度为中小地主乃至普通百姓提供了跨越阶级的机会。 “朝为农夫，晚登皇堂”在科举时代并不是一句空话。

历代统治者、家庭乃至全社会都对成功人士给予崇高的荣誉，激励全社会努力奋斗的道德力量。 只要科举制度存在，人心就能服从。

然而，科举制度的诞生，根本上是基于统治阶级巩固统治、安定民心的愿望。 历代皇帝哪个不明白？

无论是科举还是高考，千古的八股考试从来没有因为时代的更新而变得更加先进。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打破了魏晋以来贵族家庭对权力的垄断，逐渐成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有力工具。 其标准完全由中央政府确定，采用与否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

虽然具体实施过程是自下而上的顺序进行，但实际上是自上而下的选官方式。 同时，科举制度不仅高度适应了我国封建社会权力日益集中的需要，也是君主专制和专制主义的坚实基础。 在君主专制政治下，君主能否有效控制官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

科举制度之所以受到历代皇帝的青睐，并长期盛行，就是因为它把天下的优秀人才都汇集到了皇帝的“乌鸦”之中。 原本有自己事情的英雄，不得不臣服于皇帝脚下。

历史上关于科举制度利弊的争论时有发生，但科举制度却能够长期存在。 重要原因之一是，科举制度成为统治者驱使天下贤才为中央王朝服务、效忠皇帝的有效手段。

就这样，从中央集权到君主制，封建官僚制度日趋成熟。 就官僚政治而言，科举制度通过“学才出仕”，将文化知识阶层与官僚阶层有机结合起来，提高了官僚阶层的文化构成，维护了封建统治。 因此，科举制度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提供了很大的杠杆支撑。 同时，它又作为补充，成为中国整个官僚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科举制度的媒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具体来说，科举制度的实施，凸显和强化了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为儒家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文化氛围和社会背景。

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实行“孝廉考试”，是开始以儒家思想作为选拔读书人的标准。 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制度化，科举的内容范围严格限于儒家思想。 据经典记载，到了明代，科举作为统一的选拔进士的制度已进入成熟阶段。

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科举制度基本上成为以考察儒家思想理解为基础的选官制度。

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专制政权失去了维持以儒家价值体系为封建意识形态核心的根本手段。 儒学几千年的统治地位突然被打破，儒学开始衰落。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延续了数千年的科举制度之所以难逃被废除的命运，是因为“儒家以‘求道’为核心的反技教观”。培养“君子”与西方以知识为本的教育理念、以教学为本的教育理念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儒学的兴衰与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相互映衬，进一步彰显了科举制度对我国儒家经典弘扬的重要作用。